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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中央反腐对四类干部越查越严

人民日报2018-06-25 22:53:34

曹磊



  2014年5月,王岐山首度表示,“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形成有力震慑”。王岐山的这一表态,已经贯穿到近期重大案件的查处中。


  从今年以来落马的毛小兵、万庆良、陈川平等贪腐官员的落马轨迹来看,不少人就既曾任职于“重要岗位”,又都是“60后”,有“年纪轻”的优势;还有一些人的落马,与巡视工作中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关系很大。可以说,中央反腐针对“四类干部”的工作鼓点越来越紧,查处越来越严。



不收敛、不收手必被抓


  中央反腐查处的重点首先指向“不收敛、不收手”,主要针对在当前的反腐高压下,仍然顶风违纪违法的腐败官员。此类案件,大致分为顶风受贿行贿和违反八项规定等纪律两类。今年5月,广州市质监局局长梁建清被查。官方通报,他在“禁令”频频,“打虎行动”不断的2014年春节,仍两次收受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林某送的现金。


  不过,与前者相比,八项规定颁布以来顶风违纪被查处的案例更多,类型主要分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玩乐、滥发津补贴等。落马官员中此种情况相当不少,如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海南常务副省长谭力就曾出入饭局会所,或由私企老板陪同打高尔夫,个别人甚至在落马前夜还在出入高档消费场所。



严查“三多”干部


  纪委查处的第二个重点,是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干部。据纪委系统人士介绍,这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纪检机关收到、掌握的线索多;二是线索涉及的问题严重;三是有多个信源证实其有问题。


  事实上,在纪委系统不断细密的反腐大网中,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情况颇为常见,一些大贪官的落马,均与指向其的各种问题线索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同僚、下属、家属、商人,无不成为压垮当事贪官的最后稻草,甚至周永康、徐才厚的落马也属这一类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今年4月,先后任安徽滁州市长、市委书记的江山被查。此前,他的“得力干将”——滁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黄修玉,在黄山的老同事、旅游局的“接班人”胡学凡先后“折戟”。



“跋扈官”走向末路


  中央反腐剑指的第三类干部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即那些欺上瞒下、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民愤极大的官员。


  “曹鉴燎终于被抓了!”去年12月19日晚,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被查一公布,该市天河区冼村就响起鞭炮声。在该村拆成一半的废墟瓦砾间,村民喜笑颜开,互相道贺。事后证明,曹多年充当该区部分“村霸”的保护伞,并深度参与利益分配。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后,也被曝出他胆大妄为,不仅“长期在酒店办公”、还“与情妇公开同行”。他飞扬跋扈,曾“在上百人前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其推动的“拆高架”、“砍梧桐”、“雨污分流”均引得民怨沸腾,甚至有人上街“散步”。但他始终听不进意见,还曾因拆迁的事,在市“两会”上与几名院士起正面冲突,态度蛮横。



防止“养虎为患”


  中纪委强调的第四类干部,瞄准的则是“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这是着眼于长远,不仅遏制一些官员滥用权力,更能防止带病提拔,避免养虎为患。


  今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太原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陈川平3人先后落马,苏荣口中“年轻的老常委”潘逸阳也在内蒙古任期内落马。他们既任职于“重要岗位”,又都是“60后”,有“年纪轻”的优势。其中,1964年出生的万庆良,历经党政多岗锻炼,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不仅能避免“养虎为患”,更能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



“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提出重点查处“四类干部”,要追溯到今年5月初,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当时,王岐山明确了“四类干部”的内容,还要求,对反映干部的问题线索要认真清理。


  中央下一步反腐重点打击“四类干部”,应该来自各级纪检机关在查办案件中掌握的最新情况,这也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挑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来打击,能提高反腐效率,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目前来看,中央反腐在查处“四类干部”方面已经呈现出三大特点。


  首先是处罚从严。一方面,对涉腐的“政坛新星”和“重要岗位”人员毫不留情。另一方面,针对十八大后顶风违纪的处理,更是从严从快,点名曝光渐成惯例。


  针对个别地方曾有议论:“公款发几盒月饼就被处理,是不是太严了?”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处处长方文碧在回应类似问题时,说了两句话:“兹事体大”、“祸患常积于忽微”。方还透露,对这些不收敛不收手的干部,要从严查处,而且要“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其次,近期落马的官员,不少人符合“四类干部”中的多个特征。其中,46岁主政西宁、前途一度看好的毛小兵就是典型案例。此前他在企业任职时,就被指借上市搞利益输送,“表现得很狂”,举报不断,一人“兼具60后、身在重要岗位,被多次举报,问题线索集中等特征”,他的落马轨迹显然证实“四类干部”分类的现实有效性。


  再次,在对“四类干部”的查处中,民意的力量贯穿其间。无论是干部顶风违反八项规定的举报信息,还是巡视组获得的重要反腐线索,还有“群众反映强烈”的落马官员,都是中央反腐深入群众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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