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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许振东:欲的双向呈示——论《金瓶梅》两个世界的深层意蕴与文化内涵(下)

微湘思2018-04-24 06:49:14

三、 欲焰普照的动物群落

——论《金瓶梅》凡俗世界的人物圈层


《金瓶梅》的凡俗世界,包含了无数为原始欲望所物化的人物形象。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是通过西门家族的兴衰来对人情事态进行透视的。以西门庆为中心,作品凡俗人物可以依次斤成五个不同的圈层。如图所示,五个同心圆环分别代表不同圈层的人物群落,各圆环的中心是西门庆,圆环中的箭头指向,分别表示不同圈层人物与西门庆之间相互依存的施受关系。绕西门庆最近的核心圈层,是以吴月娘为首的眷属群,包括六名妻妾:即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和西门庆之女西门大姐及其夫陈经济;稍外的一层是西门府内的则仆群,包括以玳安、宋惠莲为代表的全家合用奴仆、以春梅、玉箫为代表的 各房专用奴仆、以韩道国为代表的店铺伙计等;第三圈层是西门府外、清河县境内的人物群落、包括以吴大舅、沈姨夫为代表的姻亲群、以应伯爵为代表的会中诸友、以刘、薛二内相为代表的地方势要、以夏提刑为代表的赃官污吏、以李桂姐、王六儿、林太太为代表的西门庆姘妇群、以及以王婆、文嫂、鲁华、张胜为代表的市井细民、地痞无赖等;第四圈层指清河县外的整个人间国度,包括以蔡京为代表的朝中重臣、以蔡状元、安进士、宋乔年为代表的儒林伪士、以苗青为代表的不法之徒等。最外的一个圈层,主要指一些佛道僧尼、命相术士,如胡僧、潘道士、刘理星、薛姑子、王姑子等。他们行踪不定,有时能够映现超凡世界的信息,可以称为方外层。以上五个人物圈层,基本涵盖了作品的主要人物。它以西门庆为中心,渐次外延,组成了一个丑的 “大观园”。这个大观园内每—个圈层的人物,都与西门庆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交往,自觉不自觉地绕随西门庆这个轴心旋转。



就实质而言,不同人物圈层所绕随的并不是西门庆这个人,而是西门庆所拥有的一切。西门庆拥有什么?69回“通情林太太”—节,文嫂有较为具体的介绍: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现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细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身边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与他为继室。一一只成房头、穿袍儿的也有五六个,  以下歌儿舞女、得宠侍妆,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药养龟,惯调风情;双陆象棋,无所不通;蹴蹋打毬,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见就会。端的击玉敲金,百伶百俐。

 

文嫂这大段话,不外是夸西门庆的财、势、相貌及乖巧。在人们的眼中,西门庆已经变为能够满足他人原始欲求的一种象征性或替代性的物品。不同圈层人物对西门庆的紧紧绕随,只不过是为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求所产生的本能行为。在全部绕随过程中,每个圈层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始欲求的挤压,从而丧失人所应有的道德尊严。


处于核心圈层的眷属群,是—个十分肮脏龌龊的组合。西门庆的原配早死,身为千户之女的吴月娘下嫁到西门府,且为填房,个中的原因肯定含有贪图钱财的因素。其余五妾,李娇儿是妓女,孟玉楼是守节不住的富商遗霜,孙雪娥是先被收用过的丫鬟,潘金莲,李瓶儿 (前期)则是与西门庆先有奸情,并亲手害死亲夫的淫女毒妇。她们赤裸裸的欲求,不言自明。西门大姐是陈氏之女,她与陈经济之所以久住西门府,是为倚凭西门庆的财势,躲灾避祸,也是有图而来。

潘金莲是这一圈层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原是裁缝之女,后不幸嫁给“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本属于第二圈层的人物。嫁入西门府后,潘金莲的欲求更炽。首先,她具有旺盛的性欲。孙雪娥说得好:“你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  (11)其次,潘金莲对财也有很强的贪求。如李瓶儿要做头面饰物,她就要个九凤钿儿(20);李瓶儿有张螺钿敞厅床,她就叫西门庆花六十两银子买个螺钿栏杆床;李桂姐有条好看的纱裙子,即使是在西门庆“身下”,潘金莲也不忘记为自己索要—条(52)。在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肮脏的交易关系。为换得生存所必需的物质,长期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潘金莲必须要出卖自己的肉体,乃至做人的尊严。为欲心所炙,潘金莲一方面百般奉迎西门庆,不惜忍受种种性摧残;另一方面,她又激打孙雪娥,恶打秋菊,如意儿,害死武大,宋惠莲、官哥,瓶儿等。她既无任何羞耻之心,又极阴险残忍,已经很难称得上为人。

其它圈层中的人物,虽然渐次远离西门庆家族矛盾争斗的漩涡,但强烈的财色之欲,却不断地把他们与西门府穿接绾束在—起。他们其中绝大部分人物,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必须依附于西门这样较为富有的家族。此类人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要不断执行源自西门庆和其他主子的指令,去充当各自主子的“手”、“脚”或其他某种工具。此类形象既包括第二圈层人物,如西门庆的“跟屁虫”玳安、琴童,梦想爬上主子位置的春梅、宋惠莲、如意儿等;也包括第三圈层的人物,如以帮闲渔利的应伯爵,为西门庆保媒拉纤的王婆、薛嫂,文嫂、西门庆的泄欲工具李桂姐等。

王六儿、韩道国夫妇是这类人物中较有代表性的形象。王六儿为第三圈层的人物,因偶然的机会,与西门庆勾搭上。从此,西门庆为她添丫鬟、置衣裳、买房子;王六儿则充分满足西门庆的淫癖恶行。处于第二圈层的韩道国,是甘愿当王八的无赖之徒。当他得知西门庆奸占了自己的妻子后,不仅不生气,反而引以为荣,并怂恿妻子—定要把西门庆窝盘住。两人为了填充无尽的欲心,都表现出极端的厚颜无耻。

在以西门庆为中心的人物圈层中,许多人本有较高的地位,但是,为欲心所动,却也沦入动物的群落。他们之中有的是朝廷官吏,虽天宪在握,却与淫邪丑恶之人沆瀣—气。如第三圈层的赃官夏提刑,平时与西门庆过往甚密。为分得五百两银子,他竟与西门庆合伙放了杀人犯苗青。为买好西门庆,他还袒护淫妇王六儿、错判奴仆来旺等。曾孝序的奏本上说夏提刑“接物则奴颜婢膝,时人有‘丫头’之称;问事则依违两可,群下有‘木偶’之诮。”(48)正道出了夏提刑的丑态。第四圈层的蔡京,身为大宋丞相,却对清河县—个暴发户百般庇护,并赐给他提刑千户的职位,这主要是因为他一次次地收下西门庆所送来的金银财货。同是第四圈层的蔡蕴;宋乔年、安忱都是饱读经传的朝廷要员,他们之所以不断地与西门庆宴饮、往来,也主要是因为西门庆能为他们提供满足各自食色之欲的场合和对象。王招宣府内林太太是第三圈层的人物。她身为巨卿遗孀,徐娘半老,本该秉持“传家节操同松竹”的祖训,固守自己的贞操。但高府深院、锦衣玉食并不能阻断她的欲火。“她一专在家,只送外卖。” (68)在很快勾搭上西门庆后,她—方面让儿子拜西门庆为义父,以训子作为他们偷情的借口;另一方面,又两度“酣战”,使西门庆的性膨胀达到极限。在她身上,我们再次看到淫欲下的无耻与疯狂。

在古代人的眼中,第五圈层的佛道中人及命相术士,都应远离尘世,不为物欲所左右。然而,在《金瓶梅》中,这些人却也欲心深重,多被融入作品的凡俗世界。对他们而言,天帝神灵只是行骗的招牌,谈说经典无异于坑人害人的诳语。法华庵专好刮拉和尚的薛姑子,不但经常和和尚厮混,还贪欲旺盛,锱铢必较。如她总与观音庵王姑子合伙骗人,分利稍有不匀,两人便你争我斗,毫不相让。一次,薛姑子在刚售完安胎气的衣胞药符,赚得潘金莲几钱银子后,即在背后狠狠骂王姑子道:

    

“去年为后边大菩萨(吴月娘)喜事,她还说我背地得了多少钱,擗了一半与她才罢了。一个僧家,戒行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钱粮,不修功果,到明日死后,披毛戴角还不起!”(第73回)

    

实际上,这段话不仅是对王姑子,而且是对包括薛姑子在内所有第五圈层人物的有力揭露与抨击。

处于五个人物圈层中心的西门庆,是集官、商、霸于一体的恶魔。他本身就是一团疯狂燃烧的欲火,一架高速旋转的赚钱机器与性机器。正是在此基础上,五个人物圈层才具一定的聚合力与向心力。作为赚钱的机器,西门庆有时奴颜卑膝,如他曾不惜破费地迎请蔡状元 (36)、宋巡按(49)、六黄太尉(65),两次送厚礼给蔡京,并情愿身为儿等。有时奸诈阴险,如他常把占有妇女作为谋取财富的重要手段,“迎娶孟玉楼”(7),他赚得金银珠宝无数,仅现银也有上千两。奸娶李瓶儿,只假意儿为花子虚说情,就赚银三千两,另有其它家私四、五箱子。有时又借权谋利,公行不义之事。如他曾和夏提刑合谋,放了杀人犯苗青,一次即得赃银五百两。这样,至西门庆死,他挣得的家财共值银八万一千七百四十两


 

日益膨胀的财富给西门庆带来的是不尽膨胀的欲心,和无比糜烂的生活。作为性机器,西门庆一生淫过妇女十九名,男宠二名;所采取的手段也非常残忍、淫邪,龌龌。如为满足兽欲,他曾害死过武大、花子虚、宋惠莲;为使自己愉快,他曾耍出“投壶”、“行后庭花”等多种令人作呕的花样。西门庆行乐从不分早晚,地点可以是卧室、厅堂,雪洞内,葡萄架下等。被他淫占的既有招宣府内的太太,也有小户人家的少妇;既有行院中的妓女,也有自己府中稍有姿色的女仆男童。西门庆只依自己的性本能行事,只要需要,他就根本不虑及时间、地点及对象的性别、身份、年龄、意愿等。

我国古代思想家一般认为有无道德理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如荀子在承认人具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等共同的原始欲求的同时,还强调:“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而《金瓶梅》五个圈层人物,多为食色等原始欲望所迷,失去“辨”的欲望与机能。为满足各自的原始需求,他们淫人害命,贪财悖理。做官的不像官,出家的不免俗。丈母可以养女婿,俗商可以淫富孀。道德不在,是非不存。第85回春梅见两只犬交恋在一处,发出“畜儿尚有此乐,何况人而不如此乎”的概叹。此明确道出了《金瓶梅》凡俗人物与动物的认同。

张竹坡指出:“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皆是枉为人也。”此中,真正被看作人者,寥寥无几。东吴弄珠客认为作品之所以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人的名字命名,“亦楚梼杌之意也”,即言《金瓶梅》是部描写恶兽的作品,也是颇中肯綮的。因此,从实质上说,《金瓶梅》凡俗世界的五个人物圈层,是—个为原始欲望所充斥的动物群落。

  

 

四、覆压不住的清芳

—— 论《金瓶梅》超凡世界对凡俗世界的意义渗透


《金瓶梅》曾屡遭贬斥与禁毁。如明袁中道指出“此书诲淫”,沈德符认为刊出此书是“坏人心术”。至清有人甚以焚毁《金瓶梅》的书版为快事。据载:“有儒士捐金买版,始就毁于吴中,自是而苏、扬两城,无以坏种流传,人心为之一快矣。”五四以后,人们对作品的思想意义有了较高的评价。但整体来讲,受到肯定的部分多局限于对淫邪丑恶 的揭露与否定上,很少有透过表层去深入认识凡俗世界所掩盖下的另一世界,即超凡世界。



不错,《金瓶梅》对人世及人性的负面特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为我们认识丑恶提供了一种较好的范本,此亦即作品凡俗世界所表现的基本内容。然而,即使是在凡俗世界的围困、覆压下,真善美也并没有绝迹,而是透过层层淤积的沉滓,发出缕缕幽香。我认为,在作品的隐性层面,还存在一个潜在的超凡世界,这个世界不断对处于表层的凡俗世界产生意义渗透,从而作品的叙事复调。具体来讲,这种渗透主要体现在作者的价值取向,和使凡俗世界的故事、场面、人物发生意义上的异质变化等方面。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金瓶梅》看作是自然主义艺术的范本,认为作品过于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甚而淹没在污秽的泥坑里;对于丑恶的腐烂生活,既缺乏明确的批判态度,又在有意无意地美化它。这种说法是稍欠全面的。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的卷首,明显列有两组词。前一组以“词曰”二字领头,引出四首词。人们根据词 中的四季意象,名之为《四季词》。后一组即《四贪词》。历代评点及研究者一般对《四贪词》注意较多,而对《四季词》重视不够。特别是海外学者魏子云生过于强调《四贪词》的政治讽喻意义,就更加深了《四贪词》的影响。实际上,这两首词非“并不相关联”,它们同是对作品主题的简明标示。《四季词》曰:

        

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忔□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天光。客来无酒 ,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些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竹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事于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词中所表现出的画面和意趣,与凡俗世界有绝然的不同。这里有清幽的茅舍、短短的横墙、矮矮的疏窗,以及磷磷石阶、殷殷苍苔。这里的人们以松竹为知己,以山水风月为挚友。他们依时而动,顺化自然;既不奢求于外物,又无任何荣辱烦忧。这种空静澄澈、淡泊高雅的境界,即是本文所谓超凡世界的极好写照。这种境界蕴含着全书恒定的价值体系,决定了对凡俗世界进行揭露、嘲讽、抨击的叙事倾向

对酒色财气的极度炫示,是《金瓶梅》凡俗世界的重要特征。但这种炫示,始终建立 在视酒色财气为淫邪丑恶的基础上。如卷首《四贪词》实质是对酒色财气进行的充分丑化和警戒。作为对两首序词的延伸与扩充,作品的各回中散布着许多包含同类内容的诗词、格言、戏文、经文、“看官听说”等。如第4回前的“酒色多能误国邦”诗,劝诫世人勿贪“酒色”。第84回前的“平生志节傲冰霜”诗,对吴月娘的“清标”品格进行赞许。其它如第57回薛姑子对西方极乐世界进行描绘的大段经文,第79回对西门庆“临了没棺材”的悲剧进行讽刺的几句格言等。这些文字散布在各回,并结成一条若隐若现、贯穿作品始终的伏线。这条伏线,凸现出作者的创作主旨,以及对凡俗世界进行批判的叙述语调。

就作品的故事类型而言,在大量炫示酒色财气的故事中,还包含着一些较小的亚故事类型。主要 包括:

(1)、演说因果型。因果本是佛教用语,《金瓶梅》常以僧尼对众生在天堂、地狱、人间轮回的演说,来说明天道有常,善恶有报的道理。如第39回薛、王两姑子向西门庆的亲眷讲述张员外抛却凡尘,终成正果的故事。第59回薛姑子向李瓶儿讲述三世前的恶 因如何带来痛苦的恶果,第100回普静和尚演示西门庆等众人纷纷托生的情况等 。

(2)、昭示命数型,即以具体故事,对人物的命运、寿数,进行点化与揭示。如第29回“吴神仙贵贱相人”,预告了西门庆及其亲眷等的凶吉祸福。第46回“妻妾笑卜龟儿卦”,以一个乡里卜龟儿卦的老婆之口,对吴月娘、孟玉楼、李娇儿三人一生的运数作了清晰的显示,以及第47回一老僧对苗天秀当年有灾的警示等。

(3)、阴魂显现型,指人死之后,灵魂仍在,并常在生人的梦中显现。如第9回武大的阴魂向武松叫冤,第46回花子虚的阴魂向李瓶儿索命,第6971回西门庆与李瓶儿在梦中相聚,第88回潘金莲分别向陈经济、春梅托梦等。

(4)、佛道作法型 ,指由佛道 所主持的一些法事活动。较大的如“西门庆玉皇庙打醮”(39)、“潘道士解禳祭灯法”(62)、“黄道人炼度荐亡”(66)等。

以上所列举的四种亚故事类型,尽管多不能与酒色财气故事截然分开,有的甚至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融入,却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凡俗世界的嘲讽与批判。《金瓶梅》的凡俗世界,淫邪肆虐,善恶不分。而间杂进的若干较小故事,却构建出一个受到普遍敬畏与崇奉的神秘世界。这个世界是非分明,善恶有报。它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人物的命运,制衡着酒色财气故事的发展和最终结局。在这个世界远距离的透视之下,每一个酒色财气的故事,多变为验证运数、演示轮回的材料。而每一个凡俗人物的生命行为,则无不转化 为屡被戏耍与调弄的滑稽性表演。如尽管西门庆一直不断地聚敛财富,但未逃出吴神仙的“冰鉴”,死时连棺材都未预备下;潘金莲自私自利,阴险狠毒,最后果然中了自己“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谶语。作品每一个凡俗人物,似乎都是为暗中某种力量所操纵的傀儡。正如张竹坡所说:“满前役役营营,无非于假景中提傀儡。”这样,通过不同亚故事类型对超凡世界的不断展示,作品故事发展主要 循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轨迹。

超凡世界对凡俗世界的融入,使作品的场面描绘构成“冷”对“热”、“清”对“浊”的比衬与映照。在作品中,一个个热闹喧嚣的场面,形成所谓“热”的主体特色。在对“热”的场面进行描绘的同时,作者注意结合季节的变化,把“冷”的气候征象融汇进去,使人们能在“冷”与“热”的反差中,体味到潜伏于表面繁荣下的危机。纵观全书,不少较“热”的场面都被安排在十分寒冷的氛围中。如作品第67-79回,是西门庆生命历程的辉煌期,也是他临死前最后疯狂的阶段。此部分发生在农历十月下旬至来年的一月下旬之间,正是我国北方最寒冷的季节。第67回,大雪落下,同时揭开了西门庆步入巅峰与堕入深渊的序幕。第68697071回,一方面是西门庆春风得意:入招宣府勾搭上林太太,入京城得提刑正千户之职;一方面是寒风凄凄、严霜满地。特别是第71回末尾那场撕天扯地的大风,更为渐入极境的“热”,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第72回以后,西门庆更加肆无忌惮地放纵欲望。他疯狂地宴饮、性交,已接近死亡的边缘而不知。第77回私访郑爱月一节,作者再次把白茫茫的雪景、飘散浓香的酒食和摇人心旌的的美色等物象结合起来,为西门庆的最后丧生设置了舞台与道具。就这样,在严冬的霜雪和凄冷寒风的映照下,西门庆的欲望终于膨胀到极限。在火树银花、鞭炮不绝的节日喜庆中,西门庆却精尽髓竭,一命呜呼。

《金瓶梅》的凡俗世界污秽不堪,在对这个世界进行描绘或叙述时,作者常把属于超凡世界的语汇与物象融汇进来。如雪本是文人骚客经常歌咏的美好物象,象征着纯净洁白。而《金瓶梅》描写雪的部分,如“吴月娘扫雪烹茶”(21),“西门庆书房赏雪”(67),“西门庆踏月访爱月”(77)等,都无不与肮脏的财色行为相关联。花草树木,尤其是松竹梅菊,本是历代文士的爱物。但在《金瓶梅》中却也变成点缀凡俗世界的饰品,如西门府内的花园,一直是西门庆进行淫乱享乐的场所;潘金莲的螺钿床和李瓶儿送给西门庆的护绣上,都绘有松竹梅的图案等。这些象征美好纯净的语汇和物象,与凡俗世界不同人物肮脏丑恶 的内心和行为构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对凡俗世界构成更为辛辣的揭露与讽刺。



就人物塑造而言,超凡世界的融入,不仅使作品塑造出一些具有高洁品格的形象,而且使凡俗人物的性格体现出二律背反的特色。就全书来讲,并非所有的形象都为财色所迷。如张竹坡所云:

       

《金瓶梅》内有一李安是孝子,却还有一个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个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谁谓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懿为尽灭也哉!

 

这些轻财重义、是非分明的人物,可以说就是典型的超凡形象,即未被凡俗世界所吞没的善的种子。这些形象,不仅与凡俗人物构成强烈的比衬和映照,而且是与丑恶势力进行直接斗争的主要力量。如孝子李安不为利诱,守身如玉,与主母宠春梅的色欲狂逸、淫邪下贱形成鲜明对比。义烈汉子武松孝悌明理,磊落刚正,既与潘金莲、西门庆猪狗不如的丑德恶行形成对比;同时也时刻使他们心惊胆颤,忙于躲藏,直至最后潘金莲受到武松最严厉的惩罚。

淫邪丑恶,是《金瓶梅》几乎所有主要 人物的性格主调。但即使在这些人物身上,也能看到超凡世界渗透的痕迹。美好人性与动物性原始欲求的矛盾对立,构成了他们性格的“二律背反”。如西门庆是凡俗人物最主要 的代表。他贪财好色,自私残暴,是淫邪丑恶 最集中的体现者。但他虽贪财,却能常周济吴典恩、常时节、应伯爵等。作品叙述:“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56)尽管西门庆常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摧残虐待妇女的基础上,被称为“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17);但他在李瓶儿得病及死后一段时间所表现出的纯情与痴迷,则不能不说是发自真挚诚恳的爱。这说明,这个动物性最强的形象,并未完全泯灭人所应有的真性与真情。李瓶儿的一生以进西门府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她是个十足的淫妇,后期则变为一个宽厚善良、忠贞痴情的形象,具的较强的感染力。她性格的前后反差极大。潘金莲是作品中一个彻头彻尾的淫妇,但她也有活泼伶俐、爽直孤高的一面。如“芳径扑蝶”、“妆丫鬟市爱”等节,都能给人留下较为清纯的印象。其他类似的人物还有许多,如孟玉楼、庞春梅、宋惠莲、韩爱姐等,兹不一一列举。论及人物性格一律背后特色的形成,人们多过于强调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摹。实际上,这并不确切。在《金瓶梅》中,与凡俗人物主导性格相对的另一面,一般并无多少现实基础,转变也较为突兀,不能很自然地将两方面的性格特征融为一体。我认为,这些人性格中善良美好的一面,一般是超凡世界本质意义的外化。

 对于超凡世界的意义渗透,古人早就有过不同程度的认识。如袁宏道认为作品“云霞满纸”,欣欣子和廿公指出作品“盖有谓也”、“盖有刺也”。至清西湖钓叟《续金瓶梅集序》更具体地说:

          

今人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非圣而判道焉。

 

总之,上面这些表述都触及到掩盖在表层故事下的深层世界,道出了对超凡世界意义渗透的不同体味与价值。他们这些认识,对全面理解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及促进作品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欲的双向呈示

——论《金瓶梅》两个世界的深层意蕴和文化内涵


《金瓶梅》历来以“奇”称胜。如作品一问世,马上即因能给人“奇快”和“惊喜”而迅速流布。入清,顺治刊本的《续金瓶梅》卷首,西湖钓叟序云:“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三国》、《西游记》、《金瓶梅》。”李渔《三国演义序》载:“尝闻吴郡冯子犹(即冯梦龙)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至康熙年间的著名文士张竹坡,则更欣喜于作品的奇文妙思,冠作品为“第一奇书”,并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评语。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的独特风貌,格外引人注目。



本文所谓“欲”,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各种原始欲求。《金瓶梅》正是对这种“欲”的艺术呈示。我认为,作品在充分膨胀普通人的欲望过程中,体现出双向呈示的特色,即一方面极力对外物世界进行炫示,详尽描述各种原始欲求的满足过程,张扬欲的暴烈、强劲与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又揭露讽刺欲所牵引下的人的各种骚姿丑态,暴露纵欲给人生所带来的幻灭,和对社会世态的严重浸染。前者体现出作者对纵欲的不尽欣赏与渴望,旨在“纵”或“泄”;后者则潜伏着对纵欲的恐惧与否定,旨在“节”或“禁”。《金瓶梅》这种对“欲”进行双向呈示的特色,是超凡世界与凡俗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产生是对我国文化精神与文人品格正面和负面特征的双重透视。

作为我国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小说领域一直萦绕着两个较大的原始意象,或称原型系统。一个是空明澄澈、高洁清峻的诗化境界(以下简称空澄之境)。它极似西方宗教体系中的彼岸世界,是传统文人清高峻洁的人格和饱满激昂的浪漫主义情愫的产物,具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它既是人们殷殷追求的圣境,又是大家时时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它既提供针砭浊世的恒定参数,也为处于歧路或绝境中的人不断提供进行逍遥或抵御的精神空间与后援。这个原型系统的代表性符码常为神童仙翁、赤子痴娃,或琴棋书画、松兰梅竹,或幽涧浅溪、闲云野鹤等。与空澄之境相对,中国古典小说还存在着一个污浊糜烂、淫邪丑恶的境界(以下简称浊糜之境)。这里涌动着赤裸裸的欲望,充满了飘忽迷离、摇人心旌的外物。它是人的原始欲求的高度凝聚与浓缩,是宣泄自身郁闷与欲望的假想性空间。这个原型系统的代表性符码常为浊夫俗子、贪官污吏,或淫夫荡妇、酒鬼财迷,或与食色相关的无数物象等。如果说空澄之境代表着至善、至美、至真、至清,是对生活的诗化蒸馏;那么,浊糜之境则代表着至恶、至丑、至假、至浊,是对生活的夸大性丑化。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功之作,无不是对上面两个原型系统的不断激活。这两个系统的紧密融合与不断冲突即生发出作品的意义层面和主题。实际上,《金瓶梅》的两个世界,和余英时先生所提出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样,都是对空澄之境与浊糜之境两个原型系统的艺术化再现。

中国文化始终重温柔敦厚的诗教,讲求隐秀含玉、优柔感讽。由此,在小说领域,对空澄之境(原型系统)激活的强度、频率,都要远远高于浊糜之境。在具体文本中,建立在浊糜之境之上的世界,多是被批判、否定的对象。对它们的展示,一般只是从反衬空澄之境真善美特性的角度进行,而很少从正面做直接的描绘。然而,《金瓶梅》的问世,却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惯例。

《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史上把淫邪丑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对《金瓶梅》这种独特的美学风貌,古今有非常多的表述。如与万历本一同行世的廿公《金瓶梅跋》曰:“《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五四文化巨人鲁迅先生认为作品“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当代学者黄霖更具体指出《金瓶梅》是暴露文学的杰构,“它撕破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善美的纱幕,把上上下下, 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宁宗一先生更因作品的主色调是黑色的,而直接称《金瓶梅》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的确,作品首先为我们展示出的是一个如此的世界:阻扼不住的“欲”的烈焰到处奔突。被掏空了理性的“人”,极强地为“欲”所牵引,他们疯狂地沉浮于酒色财气的浊浪中,人与动物相隔离的篱栅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整个世界几乎变成了动物的乐园。这个世界即是本文所说的凡俗世界。

构建《金瓶梅》的凡俗世界,实际上是一种故入迷境的狂欢,体现着对解放人欲的深深企盼。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图曾说:”我们须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种指导的原则或行为的动机,我们随时都受它们控制,一个是天生的求快感的欲望,另一个是习得的求至善的希冀。”这段话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普通性。《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迷。据有人统计,作者的候选人今已多达六十多个。不管众说如何千差万别,距作者时代最近的“嘉靖间大名士”说,则是大多数人进行研究论证的起点。中国古代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一方面重气节,讲行止;另一方面又流连诗酒,放任不羁。特别是当他们屈居下僚,、郁闷不得志的时候,后者又常常成为前者的具体行为体现。我国文人历来有“不平则鸣”的创作传统。这种“鸣”包括四种方式:1、建构美好的世界,寄寓圣洁理想;2、全面展示、倾吐自我的才华与心胸,以换取他人的理解与注意;3、悲愤骂世,发泄不满;4、游戏自娱,以娱化悲。这些以宣泄情感来消解内心“块垒”的方式,实质上都是“求快感的欲望”的外在表现。《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极为黑暗的明中后期。当时的士大夫多已失去憧憬未来和展示自我的信心与力量,他们以“出于名教之外”自封,耽于酒色,行为失检。如著名文人屠隆、臧懋循因“淫纵”事罢官,仍然“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大文学家汤显祖虽志洁行芳,却对屠隆等式的行为全无贬意,反而作诗称颂,曰:“如此风流自可人,礼法之人闲见嗔”、“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在小说这种通俗文学体例中的不平之“鸣”,则为3。这样,对凝聚与浓缩着人欲的浊糜之境的大力激活,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代俄苏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方法。作为一部艺术品,《金瓶梅》是以构建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凡俗世界,来体验放纵欲望的狂欢的。《金瓶梅》的凡俗世界,是对浊糜之境的充分生活化、立体化、廓大化。在具体创作中,最能体现泄欲倾向的,是作品戏拟手法的运用。戏拟是指以游戏的心态,对生活进夸张或变形化的模仿与摹写,从而获得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情欲满足。就作品的凡俗世界,作者通过对酒色财气四事、场面的热闹喧嚣和人物的动物性的戏拟化描写,既为自身,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泄欲的充分空间和通道。西门庆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物。在塑造这个形象的过程中,作者一方面大力铺张渲染他作为官、商、霸的显赫、豪奢、淫纵,并对围绕他的酒、色、财、气之事进行细腻全面的描绘,如对西门庆“日日花前宴,宵宵伴玉娥”(27)生活的津津乐道,和对他慷慨好施行为的凸现等;另一方面,又常常穿插进夸张、变形化的游戏调笑之笔,对西门庆及其周围人物的动物性特征,进行最大限度的展露。如描写西门庆性行为的大量韵文,丑化以潘金莲为代表的淫妇群,和以应伯爵为代表的食客群,对他们的无厌贪求和百般承奉进行廓大化展示等。前者,作者以西门庆这样一个独特角色为替身,实现了放纵人欲的狂欢;后者,作者又在将角色动物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使这种狂欢得以更大限度地纵深和续延。总之,它们都是人欲的强烈喷射。

作为对空澄之境的再次激活,《金瓶梅》的超凡世界是我国传统道德理性的散逸与投射。它融注着净化人心的梦幻,体现着节欲、甚至禁欲的色彩。因文化传统的不同,我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原型观念。西方的原型观念,建立在对人某些共同潜在心理与情感的认同基础上。在他们的艺术创作过程中,通过对原型的不断激活,那些久被压抑或忘却的无意识内容(包括个人的原始欲求)能够正常地倾泄出来。我国古代长期以道德教化替代西方宗教的灵魂拯救职能,社会意识形态的所有门类,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怎样做人”的终极指归,具有人格伦理学的特色。从这个角度看,建立在好坏、善恶、美丑等道德观念上的空澄之境和浊糜之境,即可分别被看作是圣人、恶人两种不同人格风范的终极之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功之作,没有一部绝对以空澄之境或浊糜之境来单独构建作品的意义层。空澄之境是人“求至善”的理想境界,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理性,但它不具有导泄个人原始欲求的功能;浊糜之境凝聚浓缩着人的种种原始欲求,这些原始欲求在传统道德性看来,是至恶、至丑的,它们只能通过对空澄之境的激活来倾泄出来。所以,在《金瓶梅》中,对浊糜之境的激活,必然连带激活空澄之境,从而与我国传统道德理性发生关联。

但是,如果仅仅把超凡世界看作“是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避免统治阶级的迫害和争取读者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保护色’”。我以为是不全面的。任何文学创作都存在一种先在的前结构进行“神秘参与”,这也就是我国文论所常指的“意在笔先”,它是一部作品先在的和潜在的驱动力。在《金瓶梅》中,进行“神秘参与”的“意”,主要 是当时仍盛行的宋明理学。“理学”亦称“道学”,是自宋周敦颐、程颢、程颐至朱熹等所创立的以儒学为主、兼容佛道某些内容的一种思想体系。著名理学大师朱熹曾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录》)。这可看作是对理学宗旨最为简明的概括。在理学家看来,天下只有一个“理”。它先天而存,直接决定着人的命数及人们之间的尊卑关系。在此基础上, 宋 明理学提出“三纲五常”等许多道德准则,并把它们视为对永恒不变、至高无上的“天理”的显现,要 求人们必须绝对遵守。实际上,这种思想是要 求人们安于现状,不要 有超出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或自身命份的要求,从而固持自己的本性,保持内心的清净平和,并戒除个人的原始欲求。

作为一种统治我国社会七、八百年之久的官方思想,宋明理学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的意识与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创作既是对作者自身生命体验进行表述的一种“自说”,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他说”。作家总在不同程度承担着为民族文化传统代言的使命。我国古代文人多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他们常把为文的说教功能放在特别重要 的位置。无论《金瓶梅》的作者为谁,他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和文人这种固有品性的影响。《金瓶梅》所描写的凡俗世界,同时也是对作者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作者对人心为物欲所覆没,人们都不安于自己的命份,并拼命追逐争斗,从而引起人性、家庭、社会的日益恶浊和混乱的现实深表不满,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作品在对凡俗世界的淫邪丑恶进行揭露的同时,真切地展示了作者在纲常沦落后的焦灼无措,与临近末日般的癫狂。面对现世的恶浊与无望,作者把 自己殷殷的渴盼与梦幻转为对超凡世界的深深呼唤。

就实质而言,建立在空澄之境基础上的《金瓶梅》的超凡世界,是以宋明理学的道德观念编织而成的,如卷首《四季词》是对理学所宣讲的泯灭自我、天地人三者相融相通的入圣之境的真实描绘。超凡世界所包容的人物形象,也无不是孝子义士、忠臣良友,是为理学所竭力标榜的人格风范。为了强化超凡世界的说教功能,作者还借佛道的有关教理,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充分的扩延与幻化。如第 29回“吴神仙贵贱相人”,第100回“普静师荐拔群冤”等,都是对处于冥冥之中的域外世界的直接显示。这个世界,依据理学的道德准则来区分善恶,并以此来确定对他们的奖惩。这样,在对不同人物的荣辱寿夭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一方面形象地展示出天理的无所不在,和善恶有报的观念,同时也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匡正与制衡,弥补了因理学沦落而给作者带来的心理失衡。由此,人们指出《金瓶梅》“盖有谓也”,“盖有所刺也”,以及张竹坡曰“《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等,是有其一定依据的。整体来讲,《金瓶梅》的超凡世界,是对灼热情欲的节制与宁息,它明显地体现着作品与我国传统道德理性(尤其是宋 明理学)的血脉关系。

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一种文学基本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即一种文学基本的体貌风格,都是取决于它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中国文学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成长,因而不管它的表现形态多么千变万殊,它总带有中国文化的特定色彩、特定气息。”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金瓶梅》。新时期以来,随着对作品意义的重新厘定,有部分人片面强调小说的启蒙意义与近代色彩,如有文指出《金瓶梅》是“反礼教 的形象画卷”,认为全书“揭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受到新思潮、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挑战而走向式微,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勃发而生。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瓶梅》对欲的双向呈示,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文化精神与文人品性正面与负面特征的真实展露。这种呈示,是我们族类长期处于压抑中的动物性本能的泄露与喷发,它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破坏性,是向动物的回归,并未指向完善与解放人性的新纪元。当然,小说也全面展露了程朱理学的式微与破败,但通过超凡世界的渗入,作者的这种展露始终融注着浓郁的失落怅惘,和痛惜不满之情。这实质上是对重建与再兴程朱理学所发出的深深呼唤,它体现着作者要修补封建末世的美好梦想。

 



六、 永恒的生命叩寻

——论《金瓶梅》感喟与哀惋人生的主题

 

对原始欲求的“纵”与“节”或“泄”与“禁”的矛盾冲突,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理性)与感性的现实生活(感性)、“求快乐”原则与“求至善”原则等给人心灵所带来的冲击,这种矛盾是人所无法摆脱的两难之境。就每一个现实中人所处的这种尴尬状态,《金瓶梅》的作者也有较深刻的体味。作品在对两个世界的叙述与描绘中,始终蕴含着对人自身悲剧的深深感喟。清张潮以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张竹坡也指出“《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以《金瓶梅》为大哭地也”。我认为,这是对《金瓶梅》意蕴最深层的把握。感喟与哀惋人生是贯穿全书的基调,它构成作品最为内在的意义层面。



《金瓶梅》感喟与哀惋人生的主题,首先体现在对恶的全面暴露与展示方面。这是对作品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深层人性的全面观照与客观透视,它蕴含着作者对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深重的绝望与悲观。具体来讲,这种表现主要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人世之恶 。《金瓶梅》的凡俗世界,魑魅横行,群魔乱舞。传统道德理性所宣传的仁义、天理、良心等遭到无情的践踏。从社会政治来看,这个世界,官僚贪婪暴戾,统治黑暗腐朽。如作品第30回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作为这个世界的特殊产物,西门庆不过是凭借自己手中的一点儿臭钱,逐步由一介平民升至山东理刑正千户的。成为恶霸、商人、官吏三一体人物后的西门庆,融财势于一身,无恶不作,为所欲为。他把害人性命当作儿戏,如害死武大、气死花子虚、逼死宋惠莲等;还常以任意摧残、凌辱他人来发泄兽欲和施展淫威。如第28回西门庆撒气,直把小铁棍儿打得“鼻口流血”、“死了半日”。第29回西门庆一时性起,偶尔路过的来爵媳妇,只得被拦截下来听任其摧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有财有势者逞纵兽欲的自由,而普通的小民百姓,从来没有任何的保障,他们的生命,就象株株羸弱的小草,随时都会受到风霜雪雨的吹打覆压,他们根本不可能捍卫与维护自身的人格独立与尊严。

(2)、人性之恶。 张竹坡指出:“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成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奉,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这段话道出了作品中财色对人性的巨大侵蚀。以西门庆为中心的五个人物圈层,几乎涵盖了作品所有的人物。他们有的为了霸拦住西门庆而费尽心机(如潘金莲),有的与西门庆称兄道弟(如应伯爵等会中兄弟),有的甘做西门庆的干儿(如王三官儿)、干女(如李桂姐),有的甘做西门庆的外室(如王六儿、林太太)等。为满足西门庆的财色之欲,所有这些人都对西门庆百般奉迎,使作品出现了众多“热”的场面。然而,一旦西门庆呜呼哀哉,众人立刻做鸟兽散。如潘金莲私通陈经济、李娇儿盗财归院、王六儿拐财远逃、应伯爵等去投靠张二官等。在这个由“热”到“冷”,由”假”到”真”的大转徙中,我们绝少能看到人所应具有的道德理性,只能见到动物般的自私、贪婪、无耻、狠毒。作品反复咏叹“世间只有人心歹”(第19回、94回),“堪叹人心毒似蛇”(第18回)。在财色的诱使与冲击下,人性更多地体现为兽性。作为五个人物圈层的核心,西门庆的人性更牢固地为财色之欲所尘封。深受西门庆之害的宋惠莲骂得好:“你原来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第26回)在西门庆身上,人性狰狞凶恶的一面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其次,《金瓶梅》感喟与哀惋人生的主题,还体现在作者对人生本身的深刻认识与反思上。这是对人类生存的目的与意义的哲理性探寻,它展示出人类深入反观自身时所特有的迷惘、焦灼、忧惧、恐慌等。这种展示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感叹人生的曲折艰难。面对人世与人性的极端险恶,作品深深地叹息“前程暗黑路途险,十二时中自着研”(第75回),人生的负累在作者看来是至为沉重的。封建传统道德以“中庸”为至德,即要求人们的言行保持中正,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中和。但这种“人道”极为抽象、模糊,它究竟在哪里?又如何才能达到呢?于此,作者表现出不尽的迷惘与困惑。作品在第22 回、73回两度出现的同一首回首诗叹道:“巧厌多劳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富遭嫉妒贫遭辱,勤怕贪图俭怕悭;触事不分皆笑拙,见机而作又疑奸:思量那件合人意?为人难做做人难!”这是人类所共有的迷惘与困惑,是永远也不得解的司芬克斯之迷。作为对这首诗的形象诠释,作品的许多故事与人物都笼罩着这种迷惘与困惑。如潘金莲的机巧好胜,为她招来的不过是西门庆的惩处,吴月娘的不满、孙雪娥的忌恨和她 最后的悲惨结局;李瓶儿在西门府变得善良坦诚,这不过使潘金莲更觉其懦弱,反而更加重了她自身的痛苦与所受的折磨。孟玉楼、李瓶儿宽绰富有,这倒成了她们遭妒的根由;李娇儿、孙雪娥拮据贫寒,则时时又要 遭人白眼与冷嘲。人究竟如何是好呢?

作为作品的一个主要人物,李瓶儿的一生最能体现人生的曲折与艰难。她先是嫁给梁中书为妾,但没多久即被梁山义军冲散了。流落到东京后,李瓶儿被转嫁给花子虚。然而,长期把拦她的却是失去性功能的花太监,其夫只一味在外边寻花问柳。西门庆的偶然出现,无疑为李瓶儿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亮色。可是,在花子虚早死之后,西门庆却久盼不至,她又误嫁了蒋竹山。蒋是一个“中看不中吃的腊枪头”,很不称李瓶儿之意。没多久,他即被西门庆逼走。成为西门庆的第五房妾后,李瓶儿变得温柔贤淑、忍让随和。尽管这样,命运对她的折磨却不就此而止。在西门府,她一方面要 忍受西门庆对她不顾死活的性摧残;另一方面,她又要承受潘金莲无比刻毒的迫害。如此,紧随着自己幼子的夭折,李瓶儿年仅二十七岁就过早地告别了人世。如果说李瓶儿早年的坎坷,源自她品性的淫邪;那么,她后期的命运多舛又归于何呢?从李瓶儿一生的历程中,我们能真切体味到作者对苦难人生的哀悯。

⑵、痛惋人生的虚无空幻。众所周知,《红楼梦》具有浓重的虚无空幻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却是“深得《金瓶》壶奥”而来,“可以说依稀有《金瓶梅》的投影”。与《红楼梦》一样,《金瓶梅》一直强烈凸现着人生如梦的母题。如作者不断咏叹“青史几场春梦”(第1回)、“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第74回)、“往事堪嗟一场梦”(第87回)等。作品最后以吴月娘的梦事作结,亦有将全书所有故事都归之于梦的深意。

在《红楼梦》中,虚无空幻思想的表达多融铸为人物性格的有机部分。而《金瓶梅》则主要 是通过超凡世界的意义渗透,即分别以僧尼佛道的说教、优伶娼妓的戏文唱词,和作者议论评述性的文字来体现。作品第51回借薛姑子演颂《金纲科》经,对人生的虚无空幻进行全面生动的痛惋。其曰:“盖闻电光易灭,石火难消。落花无返树之期,逝水绝归源之路。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风灯;极品高官,禄绝犹如作梦。黄金白玉,空为祸患之资;红粉轻裘,总是尘劳之费。妻孥无百载之欢,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黄泉。空榜扬虚假之名,黄土埋不坚之骨。田园百顷,其终被儿女争夺,绫锦千箱,死后无寸丝之分。青春未半,而白发来侵;贺者才闻,而吊者随至。苦苦苦,气化清风尘归风!点点轮回唤不回,改头换面无遍数。…… ”这里作者以结局的虚无空幻,将生与死两 种情景的巨大反差赤裸裸地坦露出来。其中既包含着对人生本空、时光易逝、人生无凭等的不尽哀悼与无奈;也体现着作者对无数“梦中人”不知觉醒的痛惜与嘲讽。

《金瓶梅》虚无空幻思想的表达,是与全书的故事情节紧密交融在一起的。如西门庆生时忙忙碌碌,过着花天的生活,而死时竟连棺材也未预备下。他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在他命丧后也无不纷纷失去。面对命运的这种无情嘲弄,作者叹道:”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又随饥饿死,钱山何用哉!今日 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第79回)

李瓶儿之死是全书较为感人的篇章,在这一段曲折有致的叙述中,作者把虚无空幻的思想表现得十分委婉浓烈。如李瓶儿苦痛宴重阳,西门庆却令盲人申三姐唱起《四梦八空》,为李瓶儿之死预先奏响了悲音(第61回 )。李瓶儿身亡之时,作者深深叹道:”可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第62回)言虽简,而情颇深。送殡之日,在一片哀祭的氛围中,吴道官的一段与与薛姑子的经文近乎相同的悼文,直将此部分的痛惋之调推至最强。

小说第一百回的情节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一回里,作者通过普静和尚的法术,让读者看到了西门庆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归向。即除了让他托生为孝哥,受“项带沉 枷,不能解脱”的折磨,还让他托生于沈通家,继续享受饫甘餍肥的生活。在这极为矛盾的两种归向中,反映着作者更深的哀痛与无奈。西门庆罪孽深重,作者从情 感上绝对不允许他逃脱命运的惩罚;但面对茫茫天宇,作者又深感人类命若游丝,根本无法摆脱或改变在冥冥之中控制着人类命运的力量。“点点轮回唤不回,改头 换面无遍数。”西门庆另一种归向的出现,实质上是作者对控制着人类命运的那种力量的屈从与折服,它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意味。

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说到底,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类经验的本质的意义传示给他人。”在《金瓶梅》中,作者通过对包括超凡世界在内的整个凡 俗世界的叙述,以对人欲的充分膨胀和迅速覆没,真切表达了现实人生的曲折艰难、虚无空幻和人性的险恶。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只 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内,一气看完,方知作品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此处,张竹坡所指的“贯通气脉”,我认为即是作品感喟与哀惋人生 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