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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家 | 台湾“皇民化运动”评析

季我努学社2018-06-12 15:57:49


台湾“皇民化运动”评析



作者简介:史桂芳,女,1961年生,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北京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


▲史桂芳

内容提要

日本统治台湾达50年之久,为彻底根绝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日本一直重视对台湾民众思想的控制,企图把台湾人变成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了加快“改造”台湾人的步伐,在台湾开展了“皇民化运动”,以使台湾民众从精神、物质、人力等各个方面支持日本扩大战争。目前大陆学者对台湾“皇民化运动”研究比较少,对于皇民化运动的兴起、实施措施、后果、特点等缺乏深入研究。本文通过中日战争时期的“皇民化运动”,阐述皇民化运动的目的、政策、影响,指出皇民化运动的危害。


日本统治中国台湾达50年之久,日本通过台湾总督府实行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为彻底根绝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日本一直重视对台湾民众思想的控制,企图把台湾人变成地地道道的日本人。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统治台湾50年就是在台湾推行皇民化的过程。而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更在台湾岛内开展了以“皇民化”为名称的“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是日本对台湾民众思想控制的进一步深化。目前中国大陆学者研究皇民化运动的比较少,少数研究成果侧重于台湾教育、普及日语、日本生活习惯普及等,缺乏总体对皇民化运动的分析和把握。台湾学者关于皇民化的研究比大陆学者起步早,成果多。主要有:陈小波,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论述。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杨建成,台湾士绅皇民化个案研究:日治时期450位台湾士绅改换日本姓氏之个案统计分析。周婉窈,从比较的观点看台湾与韩国的皇民化运动(1937-1945年)


本文以“皇民化运动”为对象,全面分析皇民化运动与日本统治台湾政策的联系,皇民化运动对台湾社会的综合影响等。本人借用到日本研究期间查阅的一些资料,以使研究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日本在台湾思想文化统制的发展


1895年日本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占领中国台湾。1895年6月,日本即在台湾前巡抚衙门设立总督府,由日本人担任总督。从此,台湾作为日本的“外省”长期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一贯重视与军事进攻相配合的思想控制,它认为思想文化统制可以巩固军事侵略“成果”,是永久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台湾首任学务部部长伊泽修二就提出要用教育的方式巩固武力进攻的“成果”。日本在台湾实行文化统制是围绕把台湾人彻底变成日本“皇民”来进行的。为使日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深入人心”,日本重视在台湾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灌输“皇道主义”、日本是“神国”等观念。日本控制下的台湾各级各类学校都以《教育敕语》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台湾的中小学学校学生都要学习《教育敕语》,体会皇恩浩荡,以具备帝国臣民应具有的品性,“我国体具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优点,体会并加以永远保持,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目的”。为此,台湾学校要按照《教育敕语》的精神设立专门放置“敕语”和天皇、皇后“御照”的“奉安殿”、“奉安所”、或“奉安室”,学校师生在早晚要向“奉安殿(所、室)”奉拜,在日本的三大节要举行仪式,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台湾中小学校设立的“修身课”内容主要对学生进行“忠君爱国”思想灌输。日本要求台湾国民学校学生每天在上课之前,要背诵“我们为大日本帝国之臣民,诚心感谢”之类的语录。日本一方面排斥、打压这些地区原有的宗教,另一方面把日本的“国教”神道教搬到那里,让那里的人民信仰“天照大神”。


日本注重从法律、制度上完善殖民教育体系。台湾总督府下设立学务部专门管理台湾的教育。1919年月台湾总督府发布了《台湾教育令》,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台湾教育的宗旨、办学方针、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明确提出台湾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帝国忠良国民,养成台湾人“日本帝国之德性”。


日本将日语作为灌输日本“日本精神”的载体,因为“语言对于使用者而言,如同血液适于身体,如同肉体所呈现的精神之体。以日本的国语来比喻这个道理,日本语应该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国体,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来维持……语言不仅仅是国体的象征,同时又是教育者,是深情的母亲。日本自占领台湾之日起在台湾各主要城市均设立了就设立专门“国语传习所”,“国语传习所”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教授日语。它的宗旨就是“教授台人国语,资其日常生活以养成日本的国民精神。后来日本在台湾对台湾进行基础教育的公学校和后来的国民学校的日语是作为国语来讲授的,教学时间远在汉语之上,汉语在台湾教学中受到限制,甚至只作为选修课开设,汉语报刊后来遭到被停刊的命运。


通过各种民间团体和各种方式向这些地区民众灌输日本精神。30年代初,日本在台湾开展了“社区教化运动”,在市、街、庄建立“社区教化”团体,这些团体通过放映皇民化题材电影、演出戏剧、出版《皇民化读本》等方式,教育台湾人要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国家观念”。日本占领台湾后把台湾民众“同化”为日本人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


卢沟桥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将台湾变为日本侵略扩张的基地,从台湾掠取更多资源为战争服务,驱使台湾青年上侵略战场,日本加紧了对台湾民众的奴化,不仅要将台湾民众“同化”,而且要把台湾民众变成日本的“皇民”,把台湾从军青年作为日本“皇军”的一部分,日本在台湾全岛的“皇民化运动”。


二、“皇民化运动”的展开


1936年9月,新任总督小林跻造上任后,发表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把彻底“同化”台湾人为日本“皇民”提上日程。1973年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以使台湾人彻底同化为“皇国民”。根据近卫内阁发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台湾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纲要》的指导思想是:“从本岛的特殊情况出发,重点放在全体岛民对国家的报恩感谢上,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刷新社会风气,强化后方后援,协助非常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维持治安、卫生,振作岛民精神。”[陈小冲《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日本通过在台湾普及日语、改造台湾人生活习惯、使用日本姓名、为前线将士募捐等活动,对台湾民众进行精神控制。


1941年4月29日,日本在台湾发起所谓皇民奉公运动。随着“皇民奉公运动”的展开,日本将原来的强制高压政策转变为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的手段,重在向台湾民众灌输“皇民”精神,形成600万台湾民众“效忠”日本的局面


第一,通过普及日语,让台湾民众理解日本精神,做忠于天皇的“皇民”。在“皇民化运动”开始后,日本推广、普及日语的力度在加强,学校教育“仍以日语普及为核心,初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为重点,但是其目的已不再局限于经济剥削需要和稳定统治要求,而是在为将台湾人纳入南进化、基地化的战略中而做准备了”。台湾总督府还拨出专款,用来资助增设日语教师职位,并通过设立“国语家庭”,来诱惑台湾人学日语。通过“积极普及日语,优待常用日语台湾家庭,奖励台胞养成日式生活习惯,供奉日本神袛,创设勤行报国青年队,扩充青年学校,组织台湾青少年团。”他们将学日文、讲日语的台湾人称为“皇民”,准许他们就业和升迁等;把经常使用日语的家庭称为“国语家庭”,颁布奖惩条例给所谓“国语家庭”在升学、就业和生活必须品的配给等方面以“优待”等。据统计:“1937年至1943年期间,台北共有3448户被认定为国语家庭,占当时全台北户数的1%左右”另据日本官方统计,1937年,“了解日语的人占37%左右,到了1943年已超过全人口的80%。”


当然了解日语与掌握日本有很多区别,台湾的“国语家庭”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国语,多少人是为了孩子有机会读好的小学很难界定。当时台湾的报纸也承认,很多“国语家庭”并没有遵守在公共场合及家庭只能讲日语的规定。


实际上,台湾民众一直强烈反抗日语普及活动,在日本设立的夜间日语传习所、日语讲习所和简易日语讲习所时期,“台湾人民以各种方式抵制日语。传播汉学的书房以改名或者以不公开的方式一直存在着。”台湾民众对日本企图用普及日语,割断台湾与祖国文化的血脉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抵制,“我们台湾的人种,岂不是四千年来炎黄的子孙吗?堂堂皇皇的汉民族为怎么样不懂自家的文字呢?真是奇怪得很,……我们最亲爱的台湾兄弟,快快醒来,汉文的种子既然要断绝了,我们数千年来的固有文化,自然地就无从研究了,连我们自己的民族观念都消灭了”,台湾知识分子1937年组织汉文学习班、汉文研究会等机构,宣传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抵制普及日语活动。在台湾“每当日本人论及‘国语常用运动’时,几乎都指责台湾教师、学生、官吏、职员等阳奉阴违,在学校或官厅使用日语,返回家后却说台语,抱怨在银行、公司、医院、车站、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仍然听到台湾人使用台语交谈,而让人觉得有如置身外国。”日本的普及日语活动没有达到他们希望的效果。


第二,采用胁迫、利诱等手段推广日本文化、风俗,企图泯灭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达到彻底征服台湾民众的目的。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强迫民众信奉“天照大神”。日本软硬兼施让台湾民众参拜神社,如基隆神社规定“对参拜者发给参拜纪念章,参拜百次持有一百个纪念章者,可至市教育课换取银奖章,拥有千个纪念章者可换取金奖章。”1943年,殖民者在台湾推行所谓以“街一庄一社”建造神社的运动,下令将中国寺庙改建成日式殿宇,规定所有台湾人每月一日去参拜。据统计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共在台湾建立了68座神社,甚至还将神宫大麻分配到台湾的家庭,要求台湾人在家里供奉神功大麻,官方统计,全台约有70%以上的家庭供奉着神功大麻。当然供奉神宫大麻与每天是否参拜不完成是一回事。


日本规定不许台湾民众改换服装;强制每个家庭使用日式风侣(澡盆);睡日式榻榻米(床垫);吃日式料理等。在风俗习惯方面,日本人强制台湾人遵照日本的婚丧习俗;禁止台湾人过中国传统的新春佳节,强迫台湾人按日本风俗过新历年;强迫学生学日本茶道、服装剪裁和插花等有关日本风俗文化的课程等。


1940年起,日本在整个台湾开展改姓名运动。日本称获得日式姓名对台湾民众来说是一种殊荣。通过改日本姓名来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皇民”。改姓名以户为单位,他们称获得日式姓名对台湾人是一种殊荣。根据台湾学者周婉窈的研究,到1945年台北县大约有7%家庭改了姓名。更有甚者,日本殖民者将“台湾人”的说法也列入禁区,强行要求改称台湾人为同化色彩严重的“皇民”。


第三,严密控制台湾舆论机构,加强“战争宣传”。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废止了台湾的所有中文报纸,禁止任何人在台湾发表反战言论。日本利用日军在中国大陆打胜仗或者新侵占中国领土后,就组织学生及各类团体高唱日本军国主义歌曲,向他们灌输“大和魂”,培养他们的“皇民”意识。日据当局还利用机关报纸大造舆论,陆续出版《时事解说书》、《皇民化读本》等书籍,鼓吹“皇军”的不可战胜和“大东亚战争”的神圣。


 “‘皇民化运动’,甚至文艺、戏剧、音乐都要彻底皇民化。” 1942年“文学奉公会”成立后,殖民当局强迫若干作家从事“皇民文学”的创作,对殖民统治者的文化及其统治治绩进行歌颂。,所有具有爱国和反殖民倾向的歌曲和戏剧都被列入禁演名单。


第四,通过皇民化运动掠夺台湾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扩大战争。卢沟桥事变后,为了使台湾成为其可靠的战争基地,日本在台湾开始推行所谓“皇民化”、工业化及南进三大政策。这体现在物质资源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生产力之积极扩充,力谋增加农工矿业生产,以期达到自给自足之目标”;“二为加强推行战时经济统制,以期彻底控制各种重要物资,并合理调节其供求关系,务使以有限之物资,完全用于战争之需要”。


日本对台湾的煤、铁、金、铝等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发,竭尽全力勘探和挖掘石油和天然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台湾除加强原有军事工业外,还特别注重炼铁、造船、化肥、水泥、纸浆、燃料、飞机制造、炭化物等各种工业。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从台湾更多地掠夺财富,他要把台湾作为日本的粮仓和糖库来进行建设……台湾岛上的资源就如同抽血似地流出体外,被掠夺到了日本。”


1942年,日本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众多台湾青年被征用到前线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卖命。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有超过207,000的台湾人被送入日军服役;有将近126,000的人作为军夫;80,000的人作为军人。台湾士兵有28万人被作为“英灵”供奉在靖国神社“皇民奉公运动”时期台湾学生的实践课实习直接成为保证日本军事生产而进行的无偿劳动。日本殖民当局不但缩短了台湾学生学习的课程内容与年限,还特别注重台湾劳作教育与实务实业教育人才的培养,使台湾的职业教育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膨胀”,畸形繁荣。


三、“皇民化运动”的主要特点


首先,“皇民化运动”具有明显的同化主义倾向。无论是强制台湾民众学习日语、更改姓名和宗教信仰,还是对台湾人进行奴化教育,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把台湾民众同化为真正的日本人,为其在台湾掠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与经济价值服务。


“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本规定了一整套同化台湾民众的标准“每一家庭对日语之理解程度及全家日常使用日语之情形;对日本国民信念思想、情感之状态以及实际上对日本国家之牺牲或日本社会之贡献情形;家庭日本国家之牺牲或日本社会之贡献情形;3.家庭生活方式实情,尤其关于日本国民生活之习惯程度;其它参考事项。”以此标准为基础,日本在各个领域加紧对台湾民众的同化。皇民化运动期间的“皇民奉公会”将触角伸及台湾一切地方,规定以每十户台湾居民为单位,设立一个“奉公班”,将全体台湾人纳为奉公会的会员,“皇民奉公会”的总裁由“台湾总督”担任,这使它的“官办色彩”更加浓重,统治力也更强。


在台湾的学校,日本要求学生敬仰天皇,树立忠君爱国的思想,强迫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培养他们养成“忠良臣民”所应具有的性格;在台湾社会,对台湾民众进行兵役预备训练和国民精神训练,开展崇敬日本国旗、学习日语、宣讲时事等活动;在文学艺术领域,“台籍作家和刊物受到严格检查控制,许多作家被迫从事皇民文学创作,台湾原有的传统布袋戏、歌仔戏被禁演”,推广日本的“皇民剧”,向台湾人灌输日本文化和“皇国”观念,以达到同化台湾人的目的。


第二,“皇民化运动”充满伪善性与欺骗性。在“皇民化运动”中,日本打着台湾人与日本人都是日本的“臣民”、享有均等机会、同等身份的幌子,提出“内台人一体”,“台湾一家”的口号,进行欺骗宣传。然而,直到日本战败,在台湾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始终存在着差异,存在着殖民统治和歧视的结构。


1941年4月台湾总督府再次修改《台湾教育令》,,将公学校与小学校统称为“国民学校”,规定“遵照皇国之道为国民养成,除教育内容有所革新外,课程也予以简化,期使训练完整 能缩短修业年限,让学生能尽速从事实务工作”,这造成了台湾学校教育知识减少,水平下降,为日本扩大战争提供人力、物力资源。1943年3月,台湾总督府发布《总督谕告》,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实现“内台一致”、“教育均等”,要“策教化之进展,应时局之要请,以期报奉皇恩于万一”。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义务教育没有使台湾儿童入学率上升,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适应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对人力资源统制的需要。


第三,带有强烈的愚民色彩。日本统治者始终遵循着对台湾人进行“不智不愚” 的教育方针,在初等教育、中学教育中,在台湾的日本人子弟享受着特权,其在台湾就学率一直在99以上,而台湾人子弟的入学率即使在1943年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后最高只能有80%。日本还独占着台湾的高等教育。为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高级人才,避免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而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1928年日本在台湾成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台北帝大除设立文理医农工等专业外,还特别设立了热带医学、南方人文研究、南方资源研究等专门的研究机构,目的是为日本“南进”服务。在台北帝国大学读书的日本学生高于台湾学生人数。日本人和台湾人在高等教育中悬殊的人数差别表明,日本在台湾所施的教育,只不过是“为了贯彻日人殖民统治的行政和经济剥削”,而丝毫没有“提升台人的文化与知识”的目的。


总之,“皇民化运动”所具有的同化主义倾向和愚民色彩、以及高度的伪善性与欺骗性,完全说明它是一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文化侵略运动。它的推行不但给当时的台湾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在台湾社会找到“皇民化运动”留下的余孽。


四、“皇民化运动”的影响


日本统治台湾50年始终贯穿着“同化”台湾人的思想,而“皇民化运动”前后持续8年,它激起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反抗,“皇民化运动”的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皇民化运动”并未能取代中国文化,改变台湾民众的生活。就拿普及日语来说,最终也没有改变台湾民众对日语的排斥和对母语的眷恋。在遍布台湾各地的日语讲习所,人们表面上学日语,但实际上却是敷衍了事;老年人虽然也被迫要求去夜校学习日语,但往往以记忆力差为由进行抵制。“1945年前,日本总督府宣称在台湾的日语普及率为71%,实则并不可靠,许多日本人在对台湾人进行演讲和演出时,因为听众基本是听不懂日语,不得不改用中国话。许多青年在学校学习了日语,不久即忘得一干二净,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殖民文化的强大排斥力。”在生活习俗方面,多数台湾民众对日式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一直存有持抵制心理,多数台湾民众未认同“天皇”统治,他们始终心系祖国,并以各种方式抵制“皇民化运动”。1945年10月14日,《大公报》在刊登的《台湾印象》一文中也写道:“台湾纵然在异族的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的被奴役的生活,近十年来又在‘皇民运动’的狂澜前,濒临被同化的危险,但是他们对祖国的热情,对祖国的怀恋,却非常炽烈。‘祖国’一词在今日的台湾是具有神秘魅力的用语。提到它鬓发雪白的老者会淌泪,中年人会喜形于色,少年人会微笑。”


台湾光复时,台湾同胞欢天喜地,有人燃放鞭炮、到处舞龙舞师、焚香祭祖,表示欢庆。这是对“皇民化运动”最大的否定。当然,日本在台湾推行的 “皇民化运动”也对台湾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像“幽灵般渗入台湾社会的肌体,表象化在教育的、文化的、艺术的等等领域中,侵蚀与抗体,既搏斗又在一定条件下并存,在台湾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卷起了一个又一个旋涡。


第一,“皇民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部分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在“皇民化运动”中,日本从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铲除台湾人民众身上的中华文化印,强制灌输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日本 “企图以语言、风俗为触角,深入到台湾宗教人生、价值理念之中,彻底涤荡中华文化”,从而使“台湾民众不但在‘形骸’(姓名、语言、生活方式)上,而且要在‘精神’(‘忠良的帝国臣民’)上,都跟日本人一体化、隶属化,成为能与日本人‘同生死’的日本民族的一员。”


经过“皇民化运动”日本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殖民统治强制渗透到台湾的科学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造成部分台湾民众民族印记和文化身份的缺失,影响了部分台湾民众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认同。1945年台湾光复时台湾50岁以下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等大多只会讲日语,不会讲汉语而且他们对日本文化的熟悉程度远远大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台湾民众常常是衣和服,住“榻榻米”,言必日语,并且崇尚日本的教育,言行思维都有着明显的崇尚日本疏离中国的媚日意识。


第二,“皇民化运动”扭曲了部分台湾民众的心灵。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很多台湾民众心系祖国,有的甚至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大陆人民的抗日胜利上。他们虽心牵大陆,但又不得不接受殖民者的驱使,为不义战争服务。“在两大敌对国家的夹缝中,苦苦地、徒劳地寻找着救赎之道。他们除了内心坚定民族立场外,已经很难凭借自身力量为自己做出明确的定位,甚至,一部分人的内心也充满迷茫和惶惑。”


有部分台湾民众,由于他们明知自己本有的种族、血缘、语言和文化传统奠定的中国人身份是不可能彻底改变的,但是又因日本当局外在的、强制性的身份压抑使得他们的中国身份逐渐从明确转向含混,有的甚至是从外部形态上消失,这些身份模糊乃至丧失后给他们带来了极大困惑和焦虑,内心遭受极大的扭曲,充满矛盾与迷茫。


第三,“皇民化运动”使部分台湾民众形成“皇民化情结”。“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年轻人已是日本统治下的第三代人,他们完全在日式的学校教育环境中长大,长期被灌输要对天皇和“皇国”效忠的“皇民”思想。他们对祖国的概念已经模糊。加上日本对中国形象的诽谤和侮蔑部分青少年关于祖国文化的认知自然而然被“皇民化”教育内容所填补。1942年,日本在台湾首次试行志愿兵制度,而第二年志愿兵总数竟达60万人。当然,台湾青年申请当兵原因很复杂,除日本占领者的强大压力外,有些人是希望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的待遇,有些人是在生存艰难的情况希望找到工作(当一名日本军属,工资是台湾基层警察工资的3倍),有些人目睹美军轰炸台湾竟产生了“保卫家园”的想法。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多的台湾青年要求当兵,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皇民化运动”虽然最终没有征服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灵魂,不可否认的是,在日本当局威胁和诱惑之下,造就了部分台湾人的“皇民化情结”,他们虽然有中国人的血统,但其立场、感情、乃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日本文化的印记,甚至出现了甘当二等公民的“皇民”分子或“皇民世家”有人声称日本殖民统治是台湾不幸中的万幸,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呼吸到了现代文明,“帮助台湾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建立了新的文化传统和造成台湾的质变”李登辉主政台湾后,曾口口声声声称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日本殖民统治留给台湾许多东西,不能一味地批判”。“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培养了一批日本“顺民”,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和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其恶劣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总之,“皇民化运动”是日本彻底“同化”台湾民众的手段,日本企图从信仰、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皇民化运动”给中华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台湾民众的反抗,日本改变台湾人为日本“皇民”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


因微信排版原因,注释从略。

编辑:高梦雪